L'ombra Grigia

我唔想再講人話啦。講得太多地球話會忘記母語。

不將時間花在無謂的事。做我喜歡的，就好了。

第一次讀胡蘭成是<民國女子>，說張愛玲，二人情事一向非我所著目，讓我驚訝的是胡的文筆用字。
第二次讀胡蘭成是高中，這篇＜給青年＞，其中有關生活的想法不少也很認同，也可以說當年他給予我很大的啟悟，一些本已萌芽但模糊的想法漸漸成形。

當然也有不認同的。例如戰爭，即使是如何飛揚的，我也無法接受。不只人類，是所有生物都受難在其中。有時亦因此而抗拒任何形式的暴力(包括思想上)，而退縮著。那種軟弱是，僅僅是他人的情感傷害也難以承受。於是就退為廉價的傷感。唉。


這篇文，一直想與大家分享。(歡迎轉載)
(其實想更多分享胡蘭成的諸般想法, 很希望他人不要再因為歷史「身份」或是私德，以偏概全的論斷一個人。)



＜給青年＞胡蘭成　（始終寫成於一九四四，有不算輕微的語境限制。還有，很長。haha）


在這樣敗落的時代，有時仍能看到元氣旺盛的青年，心裡是感動的，但不知怎的聯想起一種盆景來，在白瓷盂裡盛上水，養著一片棉花，撤幾粒穀子在棉花裡，慢慢的抽茁秧來，一二寸高，針一般細，也青青蔥蔥的。不過沒有泥土，究竟不能成長結實，日子一久，就萎黃了，這樣的萎黃，看了是使人慘怚不舒的。現在的年青人的一時的青蔥，也是像那穀秧一般，靠的只是胚胎裡帶來的營養，要成長結實，還得有泥土。地殼初形成時是沒有泥土的，岩石風化了也只成為沙礫，是動植物的新陳代謝，把有機物滲到沙礫裡去才把沙礫變成泥土了。社會也是一樣，要有使人類可以成長結實的環境，只有在生命的勝利與死亡裡去創造。

如魯迅說的，現在的中國是一片沙漠：沙漠裡是長不出大樹來的，只有秧。城裡人暴殄天物，專揀幼小的東西來填口腹：乳豬、小雞、蔬菜的苗。還把七八歲的女孩子變成婦人。在街上，有時可以看到走江湖變戲法的，叫出一個人來，頭大身短，衰老了的嬰兒。看著眼前的這些青年，社會給他們的教育，政府給他們的訓練，我覺得非常傷心，而且憤怒了。
一次在火車上，我看到兩個青年，一個問另一個：「那雌兒常來找你嗎？」回說：「總是我找她的，她不能來找我，我不把電話號碼告訴她。」聽下去，「那雌兒」是女學校的一個學生，一眼看中了這男的家境，這男的呢，竟也知道「雌兒」是玩得惹不得的，非常老世故，這麼的雙方也都沒有不滿意。我打量了那兩個青年一番，心裡想：「年紀青青的人，連戀愛都不能了！」看著車窗外掠過的原野，太陽裡的村莊與城市，車廂裡的這樣的言語遺落在鐵軌上，是玻璃屑一般刺傷行人的腳的。

又有一次，在電車上，也是聽的兩個青年在談話，看他們挾著書包，可見都是學生。他們談論著股票行市，可惜他們力之所及只囤了兩打鉛筆，一盒子橡皮。年青人學壞，在我是只有惆悵，沒有憎惡的。但我寧願他們去做強盜也不願意他們去做市儈，我看不起那學生的兩打鉛筆與一盒子橡皮。

如今的日子也真是艱難，一個扣子落掉了，也沒有能力添配新的。世界上的東西一天一天少下去，少了去的統不再回來了，簡直是朝不保夕。連年青人的心也盡在收縮，很窄很窄，一點徘徊的餘地都沒有，一個個都變的非常的精明。沒有感情，沒有智慧，只靠一些藐小的理性來自衛。要想這一代的青年有希望，我以為還是使他們首先懂得戀愛吧。希臘的黃金時代，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時代，法蘭西大革命前夕，中國的五四運動到北伐前夕，都是男女之愛最輝煌的。

中學時代我有個朋友，在大學裡讀書，讀一年，就得停半年做事籌學費。他有個愛人在杭州，後來談到結婚，女的正要提出條件，他攔住說：「愛是無條件的。」就此斷絕了那女的。與其不全，寧可沒有，那樣的人我佩服。還有一個朋友，也在杭州，他愛女子師範的一個學生愛了五年，後來女的出去做事，跟一個小學教員走了，她的母親把她找回來，做好做歹要找那朋友寬容她。看到她的羞羞慚慚，與她的母親的更卑劣的打算，我那朋友跑去酒店尋醉，哭泣了幾個整夜，然後接受了她的婚姻。像他那樣的善良，有廣大的憐憫與寬恕，我也佩服。

前幾天，又有個日本朋友告訴我他年青時的故事：「從鐵路到學校之間有個酒店，常時我從鐵路那裡回來趕不上學校裡夜飯，就在那酒店裡喝酒。店裡只有一個老闆娘，兩個女侍，沒有男人，因此生意很好，我可沒有那些念頭的。有一次，一個浪人想是為了對女侍不樂意，盡在那裡鬧。於是我說了：『這裡不是你的家，別人也在喝酒的，你不能這樣鬧的。』那人問我是甚麼人，我說：『我不必告訴你，總而言之，你不要鬧吧。』這樣就打起來了。打架嗎，恰恰是我的拿手。回到學校剛睡，半夜三更舍監派人來叫了，去到那裡看見浪人已先在。舍監問我：『你為什麼打人呀？』我簡單的說了。舍監聽了說：『你對，他不對，你可以打他。』我就打他，用繩子把他綑在電桿上。第二天，那酒店裡的老闆娘和女侍送了禮物來，學生們沸沸揚揚的有了話柄了。此後再去那酒店喝酒，怎麼也不肯收錢，幾之之後，只好不去了。學生常有冒我的名去喝酒的，我也不在意。
「一天，在鐵路邊遇見一個女學生，給我磕頭，一看原來就是那女侍，年小的一個。她是和她姊姊白天在英文學院讀書，晚上幫母親開酒店的。我思忖了，她可以做我的妻嗎？可以的，於是我和一個長輩，大我兩級的同學商量，他教我寫信，我就好好的寫了一封信，由他陪著去那酒店裡，等別人散了把信交給她。那妹妹不敢過來我們這一邊，有個西裝穿得很體面的青年人也在那裡喝酒。是她的姊姊照料我們，問了問，知道那人是個豪商的兒子，很愛她妹妹的。那是我的敵人了。別人都散了他還不走，我對他說：『你為什麼還不走；我有事情，你走吧！』那人怕了，匆匆走掉。我叫了那妹妹來，把信交給她，說：『我有話和你說，可是有點不敢似的，全在這信裡了，請你好好的看，三天之後早上十點鐘在鐵路邊再見。』到了那一天，她由她母親陪著來了，說我在信裡說的都接受。甚麼時候結婚呢？我說我要到中國去，三年之後回來結婚吧。真是路遠迢迢的，但總之是這樣說定了。
「我到北京讀書，她寫了信來。我那時正年青，年青人有太多的感情，所以特別喜愛理論，我把她的信看了，裡邊沒有理論，覺得這樣的女孩子的信太沒有意思了。我寫回信說：『你的信太沒有意思了，你得好好用功，』還說了這個時代，我們的國家這一類的話。此後她不再來信。我想，三年之後回去可以見面的，不寫信也可以。三年之後回去，尋那酒店時，沒有了。她的姊姊嫁給我的一個同學，聽說她也和別人結婚二。我也沒有深刻的煩惱。」
我喜歡這故事，樸實，剛健，而又入情入理，真是浩浩蕩蕩的氣象，連幼稚的地方都是可愛的。因為有這樣大的感情，所以沒有傷感的成份。唐人的詩：「知君用心同日月」，就是這樣。

炎櫻一次談到跳舞，說：「跳舞是一切藝術中感人最深的，音樂與圖畫都是身外之物，而跳舞是以人來表現的。」有感情有智慧的人，能夠走到別人的人生裡面去，有很深很深的愛悅，戀愛就是教年青人懂得這個。在這衰敗的國度裡，男女之間流行的是嫖，連年青人也像獨身的中年男子的知道怎樣避免上女人的當。也有戀愛，但因為感情的藐小，總是傷感的。左傾文學裡寫的戀愛故事，沒有嫖的穢褻，沒有傷感，可是也沒有愛。從這等人裡邊，是怎樣也產生不出一個藝術家或革命者的。中世紀的騎士要經過崇拜女人的訓練，那樣教條底的戀愛我不喜歡，因為它太像絹製的紙紮的花朵，也自成圖案，可沒有生命。但我覺得，一個民族沒有歌，沒有愛，連喝酒都不會，總不是一個有作為的。

但如今的年青人，也有比年老人更老成的，說求學時代不宜於戀愛。這說法我不以為然。不該把年青時候看做人生的準備，卻是年青時候有它自身的完全的。青年為中年而準備，中年為老年而準備，老年為死而準備，倘是這樣，只有死是完全的，而人生的每一段都不過是手段，沒有它自身的目的，活了也等於白活。真的人生可是沈啟旡的詩裡說的：

朝露
有人比做你是人生
我欣悅你佔有這個清新
這也就是你的一生

因為是這樣，所以即使年青青的死了，也沒有遺憾，因為他自己是完成的。為什麼要那樣侷促呢？連戀愛的餘裕都沒有，連花錢買本刊物的餘裕都沒有？求學問也得看你的底子。必須是活的樹，才能吸收雨露與陽光，倘是含苞的花，自然更長得鮮豔。一個人沒有生命力，學問對於他，也不過像雨露陽光黏在電線桿上，開不出花來的。辛亥革命、五四運動、北伐前夕，那時候的人都活了起來，雖然又要流亡，又要坐牢，又要爭鬥，但在思想與學術上部放有異彩。北伐以後，青年都靜靜讀書了，而這一代思想與學術也最貧乏，停滯了。

有了理性再去戀愛，有了學問再去生命，那樣的話也是不對的。人是在做人中學會做人的，不是學會了做人然後去做人，人生是創造，不是一套理性與學問可以安排的。因為是創造，所以人生的每一節都是活的，伸長著，在這伸長裡有滿足與喜悅，而這也就是一切。大人物的兒女往往不成材，大人物的學問事業原是闖出來的，徒然把結論教給兒女，是不行的。也有不拿結論，拿他過去一步一步的發見做成方案教給兒女，也不行，因為光是追蹤他的一步一步的發見，不能像他的一步一步走過來，等於一件藝術品的複製，那裡及得上原作？

人生譬如燒窰，模型部分倒是最不重要的，最重要的部分是把胚子放在窰裡用火燒。有一種叫做「窰變」的，燒出來的瓷器，形體彩色與質地都變得不是原來的，美好得驚人。而最美好的東西，如同鑄劍，如同安琪密格羅的雕刻，則根本不用模型。而學校不過是模型，教師眼中的好學生，出了學校幾乎全是庸碌之人。青年不該是可塑性的，生命如同水流，是水流造成河床，不是河床造成水流，沒有水流，河床是會變成墓穴的隧道的。

如今的權威者正正用各種各樣的模型來捏塑青年，常有跑到重慶去抗戰的，到得那裡，上頭卻不讓你抗戰，只叫你安安靜靜的念書，連學生組織宣傳隊到鄉下去勸誘壯丁應徵也不要，組織慰勞隊去慰勞前線士兵的也不要，有時傳來軍事勝利的消息，可以舉行遊藝，遊行慶祝是禁止的。遊行示威當然是不准，即使在紀念七七、八一三，示威的對象是日本。就是恐怕學生參加抗戰會引發學生運動。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話都不許學生說，恐怕會追究到帝國主義到底是甚麼，並且追究到該如何打倒。連文學都避免拿抗戰作題材，恐怕把抗戰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，會惹起問題。而冠冕堂皇的理由卻是：為的是愛惜青年的學業，所以不要他們參加抗戰。還怕學生要自動組織起來，特意辦了三民主義青年團，利用學生防止學生。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也沒有拋頭露面去工作的，怕讓他們出去到太陽地下會忽然明白過來，因為究竟是青年，人數又多，不比經過個別訓練的特工有把握。
但這樣子愛惜青年的學業，青年的學業還是荒瘠的。重慶至今施行的是買辦教育，它的模型裡捏塑出來的是西戀式人身，能做銀行洋行的行員，能做技師，會計師，機關裡的科長科員，十分用功的還可以做到經理。經理、行員、技師、會計師、科長科員之類自然也需要的，倘使只有這些，卻是功利主義得可怕，像辛亥革命前夕的話：「發潛德之幽光，振大漢之天聲」那些氣象全沒有了。

又一等是延安的做法。中共叫青年蔑視感情，尊重理論，要為大家謀幸福而犧牲，要放棄個人自由，服從鐵的紀律。其實理論與感情衝突，十有九錯的是理論而不是感情。感情不是感覺，也不是脾氣，它是生命自身，如我在一處說的：「是這樣的夜，連溪水的潺潺都是有情有義的。」和中共的人在一起你有煩悶、悲哀，他就說他是小資產階級的軟弱，大資產階級的感情的奢侈，必得像他那樣自信才對。這種教條我不能接受。且不說古代的希臘，中國的漢朝唐朝，是個悲歌慷慨的時代，就是近人吧。譬如孫逸仙先生，他的老友日本人告訴我，幾次孫先生革命失敗，大家慰藉他，商量怎樣再起，他說：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幹革命了，還要叫我們的子孫總不要弄甚麼政治。大家聽了簡直無法可施。可是過了一個時候，大家再看到他，他一團興高采烈。說這次一定可以成功了。我覺得這才是真的人生。另有個人盡和我說他過去和孫先生如何親近，問到孫先生日常生活，他說：「孫先生無時無刻都是樂觀的，」偶然也苦悶憂傷嗎？「那是絕對沒有的。」我疑心他說的是孫科，不是孫逸仙先生，所以這樣樂觀，面團團的，看看孫先生的照片和陵園裡的雕像，怎麼也不像是這樣的。

又如魯迅，他那麼堅強，然而他是有著大的悲哀的，這從他的抒情文裡可以看得出來。他慘傷，悽厲。慘傷與悽厲並不是好的，涅克拉索夫的詩《嚴寒，通紅的鼻子》一般也有大悲哀，然而不慘傷，一般也有大的抗議，然而不悽厲，因而是更莊嚴，不可悔的。炎櫻畫的《苦竹》的封面，大紅大綠用的都是正色。因為是正色，所以典雅，是滿蓄感情的一個大的安穩。那竹枝與竹葉，沈啟旡說：「看著不像是筆畫的，像是木刻的枝畫，好又好在不是圖案。」是生命的表現，連筆觸都不過是有限制的技巧，繁碎的言語，到此一齊寧靜下來了，所以看著像是木刻的板畫，有一處圖案美，然而不是圖案。圖案畫我嫌它有丸多的感覺與說明。
魯迅的悽厲是從慘傷裡來的。這慘傷不是可以用理論來克服，只有以更莊嚴的不可悔的感情不能使自己更堅強起來。而中共教給表年的憤怒，卻是連慘傷的底子都沒有的悽厲。非人的恐怖。加上那種以刺激性的興奮做底子的樂觀，江湖賣解人的保證，南貨店老闆的世俗的滿足，與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的頑固混合而成的自信。這種堅強我不要。我喜歡沈啟旡的詩《鷺》，裡邊有這麼一句：「白羽乃靈魂的寧靜」，喜歡列寧的描寫契訶夫，說他有柔和的眼睛，看看列寧的照片，臉上也有這種寧靜與柔和的。

青年人懂得煩悶是好的，如同歌德的小說裡的維特，是生命的燃燒，冒起一陣陣的煙，火光要想透出來了，然而還沒有透出來，是這樣一種煩悶。中共叫青年用理論克服煩悶，等於用冷的水與硬性的砂撲熄煙，火光也被撲熄了。不如讓它冒煙，煙冒得大，火光到底就會透出來的。傷感與煩悶又不同，它只是廉價的感情。但也不能用理論來克服傷感，只有以更大的感情來超過傷感。

要為大家幸福而犧牲的話，也是使人慘怚不舒的。以色列人用頭胎生的牛羊殺了祭神，叫做犧牲。犧牲是為了施恩或是報恩的。一涉恩仇之念，即生鄙吝之心，我自己很有這經驗。中世紀的騎士報恩仇，儘有故事，然而有限制的慷慨激昂總是不能成為好的藝術作品。從前看過俄國的電影《黨人魂》，有五百年來的冤仇的話，我很不喜歡。我喜歡的是魯迅的女媧的故事的構想：天與地都是橙紅的，到處都有生命的喜悅，一個裸體的女人在那裡煉五彩石補天。這故事魯迅雖然沒有寫好，但這構想真是使人神往的。以色列人的上帝創造天地，施恩於人，後來又因為人的忘恩負義，用洪水來毀滅，這樣也無效，於是差遣先知，一個又一個，要他們教訓亞當夏娃的子孫知道感恩，嘮叨得使人不耐煩。

報仇的事，我是平常想也不想。後來跟魯迅學習，念念於「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」，總覺得有一種勉強，結果還是斷然拋掉了。革命是創造，是人生的昇華，比方此刻我寫這篇文，是給青年看的，但倘使不是我自己喜歡這樣寫，老實說，無論怎樣於青年有益，我也不幹的。我寫，只是因為我自己喜歡，並不為了甚麼。我想革命也一樣。也是人生的完全，它的自身就是目的，並不為了甚麼。一次我和一個日本人談天，他說：英美為了大西洋憲章而戰，我們這裡也紛紛的在說明戰爭的目的，為了南洋的物質或為了南洋的解放，這都是市儈的議論。我們打仗，並不為甚麼目的。把戰爭加上一個目的，它就變成忍受的，不是飛揚的了。甘心願意地從事沒有目的的戰爭，這話初使我驚訝，但細想一想，可真是廣大的。有人可以做了錯事，仍然不是罪惡的，也有人做了好事，而仍然不偉大。革命是好事，但倘使把革命加上了某種目的，它就不是人生的昇華與完全，只是人生的手段了，紛紛說犧牲，也不過如中世紀騎士的有限制的慷慨激昂。

《金瓶梅》裡我佩服李瓶兒，在西門慶家，她給那一個人都有好處，很「為大家的幸福而犧牲」似的，別人反而恩將仇報，臨死之際，她的丫頭很替她不平，她說：「罷了，天不言而自高，地不高而自厚。」她過的是委委屈屈的一生，但又是何等的廣大，就因為她沒有想到甚麼犧牲不犧牲。她一生施捨，並非為了別人，她還是做她的人。
凡是動不動抬出一番大道理叫人犧牲的，存心就有欺騙。所以魯迅說：「有人叫我丟了飯鍋去革命，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，但倘使叫我坐下，調一杯罐頭牛奶給我喝，我往往更感激。」
還要叫人放棄個人的自由，服從鐵的紀律！這紀律是誰定的呢？又怎麼變成鐵的？紀律不能成成莊嚴，只能作成嚴肅，變成了鐵的，也不過作成了嚴厲。斯巴達三百人守溫泉峽，全體戰死，墓碑上寫著：「他們依照他們的規矩躺在這裡」，那樣的莊嚴，一定是在紀律之外還有他們的東西。塞班島日本守軍的全體戰死，也決不是紀律做到的。倘說紀律的話，紀律該是生命力洋溢的撙節，不是督率。用紀律來督率，像醫生給崎形的病人用夾板。而革命是最健康的，也用夾板，簡直不能想像。革命者不投降，不作小打算，是從人生的堅貞的感情裡發出來的，編到隊伍裡，合著宏大的音樂拍子走，也有它的美，所以使人不覺得有紀律。沈啟旡有一首詩，非常好：「萬物動搖，率如朝槿。明月在戶，憂不可隱。臨此暮寒，攬衣拭冠。君子立身，能無潛歎？」這「攬衣拭冠」，裡面就有這麼一種堅貞，大而美。凡是強調紀律的，一定是外強中乾的東西，如同羅伯斯庇爾的恐怖，到底不能成事的。

年青人因為有太多的感情，所以糟蹋感情，因為有太多的自由，所以糟蹋自由，如張愛玲的小說《年青的時候》裡說的：「黃昏的天淹潤寥闊，年青人的天是沒有邊的，年青人的心飛到遠處去。可是人的膽子到底小。世界這麼大，他們必得找點網羅牽絆。」
「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。智識一開，初發現他們的自由是件稀罕的東西，便守不住它了。就因為這自由是可珍貴的，它彷彿燙手似的──自由的人到處磕頭拜求人家收下他的自由。……」
中共就是利用年青人的這種天真，無代價地收下他們的自由，而交給他們一個紀律，鐵的。年青人自己，平時也無事造孽的訂工作表，規定怎樣用功，強迫自己去遵守，遵守不了，又以為自己意志薄弱，其實那裡是這回事，他那工作表根本是不必有的。

至於在被佔領地，上頭人捏塑青年的方式，是重慶與延安的混合。重慶的是不要青年干預政治，只許青年學成出校後參加機關行政。延安的是叫青年做政治的突擊隊，但是不許做政治運動。被佔領地也摹倣重慶，也摹倣延安，所差的只是沒有一個整然的體系。

我時常很惆悵，政治也好，革命也好，對於我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它把別的部分攔阻了，所以我總想放下它。約翰說的：在我之後來的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的。我也頂多不過是這樣，做個啟蒙運動，讓人們醒來了，由他們自己打主詫去。現在我要告訴青年的只是：世界上是有可以相信的東西的，但不要隨便相信所謂「愛國者」，「革命者」，或「大東亞志士」們的話。不要請求別人替你們開路，只有你們自己能開路。不要請求別人領導你們，要在你們自己當中生出領導者。辛亥革命以來，學生有過輝煌的歷史，你們要學習，還是從這歷史的經驗裡去學習吧。

辛亥革命，大半是留日學生發動的，如西諺說的：「智識是由國境來」。不過他們沒有學生會的組織。梁啟超他們在湖南辦的時務學堂，和秋瑾她們辦的紹興大通學堂的學生，都不過是革命的挺進隊，也沒有學生會的組織，所以背景不深厚，而且不確定。五四時期，有學生會的組織了，可是沒有影響到工人與農民的組織，所以爭鬥得來的只限於文化部分的革命，而且還是守不住了。到了北伐前夕，學生會才和農民的組織結合，來了大革命。這個革命中途失敗，所有人民職業團體的組織全受到反動勢力的壓迫，解體了，學生會也被禁止，只准有學生自治會，幫助訓育處管理自己，讀書莫問國事了。莫問國事，到頭來了國難。即使莫問國難吧，也還是可以靜靜讀書的。不過讀的將是另一種歷史地理教科書了。所以，要問國事得趁早。學生是可以問國事的，前例有辛亥革命，五四運動與北伐。怎樣來問國事呢？得恢復北伐前夕的氣象，先從學生做起。

不讓青年從重重的欺騙下解放出來，不讓他們對自己負責任，不讓他們發育廣大的感情，用感情的火光來照見理性，革命運動是起不來的。但青年倘使停止於感情的復活與理性的自覺，而不發展到一個運動，這復活與自覺還是守不住的。有好些青年，衝破了重重的欺騙，到頭變成了虛無，流浪著，慢慢地黯淡，像塵埃一樣消失了。這樣的青年，往往是脾氣倔強，有自負而無自信，總在那裡怨恨人們不諒解他。為什麼要那麼看重人們對他的諒解呢？你也有也的對於時代的責任的！有個人在《平報》上寫過一篇文章批評我，記不清他的名字了，他說：「這時代辜負了胡蘭成，胡蘭成也辜負了這時代」我很為他的這話所感動。我想我以外還有許多青年該虛心接受他的這責難的。
我認識好些這種有自負而無自信的青年，都很有才華，不願意做的事他固然不做，連他願意做的事，忽然心血來潮，也扔掉就扔掉，永遠是起頭，起了頭就沒有了，沒有機會在機杼上織出花朵來，漸漸的才華只剩了才氣。這種青年，我希望他們能讀一韻上面引的沈啟旡那首詩，「萬物動搖」，「攬衣拭冠」，有肯定的情感美。但這不能僅僅靠個人的振作，必得發展成為一個運動，青年才能集體的得到感情的復活與理性的自覺，而得到了這復活與自覺之後也有所歸。


原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上海《苦竹》第二期